学术界对于次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概念界定仍存在一定的争论。卡恩斯和胡克在《次区域主义和全球秩序》的结论部分中提出了他们关于次区域合作的分析框架，称之为“卡恩斯和胡克模型”。他们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次区域合作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过程（elite-led process），与认同、机制化程度、意识形态、合作领域等四个要素相关。日本学者多贺秀敏和五十岚诚一在《次区域主义的新国际关系：亚洲和欧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次区域主义模型，即“多贺——五十岚模型”，该模型将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区域主义从参与主体、机制化程度、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形成方式以及与边界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将次区域主义的主体进一步界定为“国家和国家的一部分”（states and a part of states）。比之于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的机制化程度可以较低，次区域主义与国家战略的关系非常紧密，与边界往往是高度复杂的关系，其形成方式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推动，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由地方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推动。在本文中，分析莫迪次区域合作战略，仍以地理角度和区位理论为出发点，将次区域界定为由一小群地理相邻、生态系统共享、发展空间和安全空间共通的国家组成的区域范围。 “次区域合作”则是指地理相邻的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及相邻地域之间经由政府间协议或非政府行为体协商所推动的合作，它往往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环境、卫生、安全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