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一直以来就量一个热门话题，这一话题在2013年以后得到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有关。2013年，74个城市实施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74个城市仅有3个城市达到了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其他71个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超过新空气质量标准的情况[ 南报网，2014-3-9，http://www.njdaily.cn/2014/0308/770188.shtml。]，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污染现象有多严重，普弥漫不散的雾霾已成为引发群众不满的大问题。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将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PM2.5和PM10治理为突破口，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人民网，2014-3-6，http://npc.people.com.cn/。]
从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历史观察，无论是已经解决了环境治理问题的地区，还是仍然处于环境污染努力治理的地区而言，环境污染治理问题都不是一二十年可以解决的问题，反映这一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本文选择环境保护投入为因变量了，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选取影响环境保护投入的因素为自变量，通过实证分析不同因素对环境保护投入的贡献度的大小，以为寻找环境污染治理的最优路径提供对策依据。
中国环境治理问题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中国充当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消耗了大量廉价的生产要素去进行低价工业化（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1]，这一趋势在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变得更为明显，中国使用大量廉价的土地、水、空气和能源换回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并没有带来生产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和创新能力的显著改善，而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却很明显增加；其次，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带来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林毅夫、刘强，2000；沈坤荣、付文林；2005）[2，3]，但它并不能承担起环境保护这一重任，因为环境保护属于公共物品，以地区GDP竞赛规则下（张晏、龚六堂，2005；周业安、章泉，2008）[4，5]，地方政府首长需要在任期内创造业绩以获得晋升的“资本”，于是官员过分关注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一些长期利好的发展方向，环境保护目标显然不会进入地方领导决策主要目标范畴；再次，中央政府从全国性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约束出发，必然会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所转移资金的使用方向做出一定约束，环境保护应当成为其约束目标的一种，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两面性，从中央要求的角度出发，关注区域及至全国性的环境保护问题应当成为地方政府首脑的职责，但从本位主义出发，将地方财政收入投入到立竿见影的项目上，以尽快出成绩、出政绩显然有利于自己的晋升，所以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态度经常是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的状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2007-2012年省际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省际环境保护投入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力度。
二、我国省际环境保护投入的变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中国环境保护投入的变动特征
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减少对环境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二是对以前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回收清理，以减少有害的存量物质对环境的破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其对环境的破坏有逐年增强的趋势，虽然国家《环境保护法》中有明确的“三同时”的规定：即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这一制度对于尽可能地减少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防止新的环境破坏点的增加有一定效果，但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之路困难重重。
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支出，包括城市燃气建设投资、城市集中供热建设投资、城市排水建设投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投资、城市环境市容卫生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等均计入当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分中央财政投资和地方财政投资，以中央财政投资为主导，从图1可以观察到，无论是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还是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近年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地方财政投资所占比重在2003-2012年间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的趋势，2012年地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计占到全国总投资的96%，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在地方环境保护投资总额中占比达到36.6%。控制区域总人口数差异的省际人均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呈现三个特征，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二是发达地区相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其支出金额要大很多月，三是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由于其特殊的环境保护要求，人均环境保护支出相对较高。

图1 近年来环境污染投资治理投资及财政环境保护支出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环境保护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1．财政分权
中国财政分权对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将一部分财政控制权和公共服务职能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制度，中国的财政分权从较大层次上分析，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分权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Lin、Liu，2000）。1994年分税制改革按照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经济，重整税收结构，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提出财政转移支付应成为财政制度的一部分，推出了因素法的“过渡期转移支付”方案，1998年国家提出财政总体形态是要构建公共财政，实现了财政理念从传统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分权制改革快速扭转了“两个比重”下降的局面[ 两个比重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其对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调整影响深远。但分税制改革仅仅局限于财政收入体制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根据支出组织收入的原则是财政的一贯思想，其实质是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财政的根本，显然，这一思想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导致后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政策摇摆不定，如对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和项目方面，中央与地方没有进行有效地沟通和协调，投资的效益在日益恶化的环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显然，财政分权通过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的激励，但同时也激励了地方政府不顾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一味地依靠投资和对生产要素的掠夺去发展经济这一模式的强化，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环境保护由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性，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构建地方政府加大环境保护投资的动力机制还没有破题。
2．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较为直观地描述了环境绩效（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关系，Grossman and Krueger（1993）发现了污染排放水平与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倒 U 型曲线关系，这就是常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的现实意义十分清晰，当一个社会还处于经济水平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发展经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来改善生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收入上升，但常伴随着环境质量退化，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关注生存环境的改善，环境问题开始进入社会福利函数，增进福利的侧重点转移到青山绿水、环境优美，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污染排放水平开始下降，环境质量好转。对此的解释是，在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后，人们对于环境退化的关注越来越多，通过必要的制度、法律和技术调整，环境污染的监管机制被建立起来，有效地减轻了污染水平（Dinda，2004）。钟茂初等（2010）对国内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进行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