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2008-2015年沪深A股所有非ST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盈余管理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的比例就越多。本研究为准则制定机构实行强制和透明的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和披露提供了经验支持。
关键词：其他综合收益；盈余管理；修正的Jones模型；
一、引言
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的方式主要有三个：一是金融资产的重分类；二是采用权益法的长期股权投资；三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在终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时，将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一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为，自我国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把“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划入“营业利润”，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达到利润达标目的。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会计解释（2009）[ 具体准则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其他综合收益”与“综合收益”要在利润表中列示。进一步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2014）[ 具体准则见《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财会[2014]7号）。]，将其他综合收益的一系列内容更加清晰透明的纳入会计准则正文。论文以2008—2015年沪深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其他综合收益和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为准则制定机构进一步要求其他综合收益在报表中列示提供支持。本文的贡献是不仅仅从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还创新从存在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对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的影响的角度研究问题，运用大样本经验数据对比分析2009到2015年其他综合收益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Dhaliwal(1999)使用美国公司1994年和1995年两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相比传统的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没有提供公司股票投资收益率更相关的信息，也没有提供预测未来现金流更准确的信息。
Biddle and Choi(2002)研究的是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与经理层和股票收益率的相互关系，发现其他综合收益的股票收益率解释力高于传统净利润；但是其他综和收益在考察高管层的业绩解释力上要弱于传统的净利润。
Lee(2006)以保险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盈余管理动机越大的保险公司越是倾向于选择在股东权益变动表上列报其他综合收益；保险公司在盈余管理是倾向于选择通过出售金融资产。
作者：郑强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