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又是西医出身的孙中山，有疑惑中医，甚至排斥中医的思想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孙先生的对中医的排斥，却是谨慎的，留有相当余地的排斥，而且是疑惑中有探索、发现，排斥中有尊重、支持。因此，不能说孙中山“反”中医，也不能说孙中山“挺”中医。应该说，孙中山对自己未知的领域——中医，因为疑惑而谨慎；对自己已知的领域——西医，因为熟稔而更相信些。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对待中西医，是这样的思想倾向：“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偏西”。
孙中山对中医的疑惑、排斥，是比较明显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其一，“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第11卷 1924.9-1925.3》，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71页。]孙中山病重时，曾有人推荐当时的名中医葛廉夫为他诊治，他说：“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孙中山全集》记载有《与葛廉夫的谈话》，如下：
孙：久仰清名，今幸相见。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常喜聆中医妙论。昔年有乡亲返粤者，常以先生医案示余，明理卓识，不愧名医。余请君以中理测我病机。
孙：夜不成寐，每晚则面热耳鸣，心悸头眩，嘈杂躁急或胸中作痛，乾呕，甚则上气面浮，有时而消。此何散?
葛：此水不涵木，气火上升。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厥阴之为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呕吐。若下之，则利不止。所见诸证，全是肝郁日久，气火化风，上干肺胃。以先生之遭际，惊险忧疑，心肝俱瘁，又不能孤眠，气血焉不得伤?真水焉得不耗?
孙：此时补救，尚有法乎?
葛：何尝无法，要戒之在怒，不再耗精，不过作劳，破除烦恼。
孙：此皆有所不能，将奈何?
葛：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已耗者虽未必能复，未耗者尚可保存。
孙：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
葛：可。【乃为拟复脉汤，去薹，桂枝改用真安边肉桂，麻仁改用炒酸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
孙：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
葛：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
据《医药精华集》葛廉夫《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 第11卷 1924.9-1925.3》，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71-572页。]
从这个材料看，孙中山病重之后，肝癌手术之前，曾经找过中医葛廉夫诊治，并有过一次交流。
在这段不长的交流中，孙中山开门见山地说：“余平生有弊，不服中药”，但是，“常喜聆中医妙论”，从这句话看，中山先生对“中药”有疑惑，或说排斥；但对“中医”，准确说是“中医之理”却颇感兴趣，至少不怎么排斥。如他在病重时延请中医，说自己“常喜聆中医妙论”、赞中医医生“明理卓识”等，就说明了这一点。再从孙中山的谈话看，孙中山对中医并不陌生，如“病机”是中医术语，“饮上池”用的是“扁鹊饮上池水”之典。可见孙中山对中医的兴趣是真实的。乃至到葛廉夫处方后，孙中山还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这就是说，我不太相信中药，但中医医理我觉得有道理。孙中山的想法是把中医“理法方药”中的中医“理法”保留了，但把“方药”改为西药，也就是用中医的“理法”，西医的“方药”，所以才说“师君之法，改用西药”八个字。
乍一看孙中山所说的“余平生有弊，不服中药”，“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很容易得出中山先生疑惑、排斥，乃至反对中医中药的倾向，但结合上下文看，其实并非如此，中山先生在病重的时候，对中医中药也并非一味排斥，如果说他排斥，那孙中山排斥的也是中“药”，而非中“医”。这和日本以及近现代中国“废医存药”的中医药思潮恰恰相反，汪精卫、余云岫等反中医派的主张是“废止旧医”或者“废医存药”；孙中山首先不存在废止中医的想法；其次在中医、中药之间，他病重时（手术前）选择的也无非是“中医西药”。
葛廉夫自己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的文章，见于民国时期出版的《医学精华集》，现在也有复印本出售。两篇文章内容基本一致。从这两篇文章看，孙中山对“中药”有疑惑，乃至排斥；对“中医”并不排斥，甚至比较相信，基本属实。
其二，“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 [蒋梦麟：《激荡的中国 北大校长眼中的近代史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这是孙中山做了肝癌手术之后，病情危重之时对胡适说的话。《国父年谱初稿》记载：
十八日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友好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瀛(石曾)赴天津访胡(胡时适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 [蒋梦麟：《激荡的中国 北大校长眼中的近代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虽然孙中山吃了陆仲安的中药，但时间很短，一周而已。一周后即停服中药，继续用西医西药对症处理，直到病逝。
从“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这句话看，孙中山虽然不能说反对中医中药，但在中医、西医之间，更倾向西医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
上述两个史料，都是孙中山病重、病危时的史料，第一个是手术前的话，第二个是手术后的话。根据这两个史料，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其一，孙中山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倾向，他虽然对中医药有所疑惑，对中药有点排斥，但谈不上反对中医药；其二，在中西医之间，孙中山更倾向西医。
孙中山这样的中西医思想倾向，也见证于孙中山病重病危之前的诸多相关言行以及卫生政策。如相对于孙中山疑惑、排斥中医中药的证据，孙中山尊重、支持中医药的证据，似乎更多。现列举数例：
其一，1916年，为绍兴名医裘吉生题词“救民疾苦”。那是1916年他同胡汉民到浙江，胡汉民患痢疾，裘吉生为之治愈后，孙中山题写了“救民疾苦”四字，让人转赠裘吉生。[张承烈主编：《近代浙东名医学术经验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其二，1917年，为上海名医丁甘仁题词“博施济众”[孟庆云：《救民疾苦 博施济众——记孙中为山两位中医学家的题辞》，《中国中医药报》2010年11月3日。]。那是1917年，孙中山为表彰丁甘仁对中医的贡献，以大总统名义题辞颁颂的。款为：“丁济周：博施济众”[同上。]。
其三，1924年，为金诵盘题词“是医国手”[王光远：《蒋介石和名医金诵盘》，《纵横》1996年第10期。]。这是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孙中山为金诵盘的题词。金诵盘中医世家出身，后又学了西医，因此是汇通中西医的一名大家。这幅墨宝现在还保存在南京博物院。除“是医国手”四字外，条幅的右上角还题有“诵盘先生”四字，可见孙中山对金诵盘的尊重，对包括中医在内的医学的尊重。
其四，1924年，“批顺德中西医学会准予设立注册文”[陈正卿，徐家阜编校：《徐绍桢集1861-1936》，成都：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0页。]。那是1923 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在此期间，徐绍桢曾任大本营内政部部长。徐撰写了大量包括医学卫生在内的政策、文件，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发布实施。根据这些文件看，孙中山对中西医基本上是平等对待的。如“批顺德中西医学会准予设立注册文”。[文庠：《试论孙中山与民国中医医政的构建》，《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这是在北洋政府搞出“漏列中医教育事件”之后，孙中山对中医的作为，不能不说孙先生对中医还是有支持、扶持与贡献的。
此外，孙中山“上医医国”的理念，虽然缺少直接的证据，说是受中医影响，但孙先生毕竟是一辈子这样践行的，至少与中医“上医医国”是共通的吧？再如，“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客观上对保卫中医也起了很大作用。等等。
综上可见，孙中山不管是在言行上，还是在卫生政策上，并没有排斥中医中药，虽然他本人是倾向西医的，但基本上做到了“中西医平等”、“中西医并重”。 
作者姓名：程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