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而不同 共创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在与南北民族和邻国的交流中发扬光大。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多民族组合的大家庭。“天下一家”的思想在唐宋时得到进一步发扬。司马光说“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能独尊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僭伪哉。”《金史》说：“契丹汉人久为一家”，“女真、渤海本为一家。”虽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千差万别，但在移民杂居，互通有无，往来交流，图书的翻译与编著流通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感情。文献记载，五代至宋初，西川写经流入敦煌。如《佛说十王经》上有，“成都大圣慈寺藏川述”题记。《维摩诘经》题“大周广顺八年（958年）十月十一日西川善兴大寺两院法主大师法宗往西天取经留与郡主。” 唐代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经典360卷作嫁妆。佛教僧人把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佛经、医学、农学、工程技术、天文历法、历史、诗歌等书籍译成藏文；随同入藏的手工业工匠将制陶、造纸、制墨等手工业技术也传入西藏，沟通了中原和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唐代会昌元年（841年）当吐蕃发生灭法时，有僧人满载律藏典籍从新疆经甘肃到四川西部传播佛法。西夏统治者为了学习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教育，除了大量收藏汉文典籍外，还用西夏、汉两种文字翻译、雕印书籍，种类繁多，诸如大量刻印佛经、儒家经典、诸子、史传、佛经、诗、文、小说、格言、谚语、文字、音韵、兵书、法律、医术、版画等等。从西夏绘画作品中也能看到藏传佛教艺术与西夏的交流，如保存在贺兰山遗存的石窟寺院、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的壁画和黑水城出土的唐卡与版画等。《金史交聘表》说，“西夏遣使赴宋献马匹乞赐佛经一藏，赴金购置儒释书籍，用夏、汉两种文字雕印流通。”《益洲名画记》中说：“天福年（936-943年）赵玄德入蜀，将来梁隋唐名画百本至今相传。”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日僧宗睿从长安回日本，携有在成都雕印的《唐韵》一部五卷，《玉篇》一部二十卷。“咸通三年初至汴州，更至长安，随从访写经籍，于咸通七年携同所得经书一百三十四部及诸文物返国”（《中国佛教》中国佛协编）。“绍兴六年（1136年）大理遣使来贡，贡品中有金银书《金刚经》三卷，波斯、昆仑诸国来与贡，大理也有使节往来（《大理野史》卷上）。南诏、大理、金、西夏君主崇儒尊孔，任用被俘的汉人官吏，举子文人艺士，讲授佛儒经史，用本民族文字翻译佛儒图书。如西夏乾佑庚戌二十一年（1190年）骨勒茂才编著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说，“不说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学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这本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使用。元代称西夏文为河西字，并刻印了大批佛经活字印本。南北民族彼此交流，血脉贯通，异彩纷呈，合而不同，展现出中华光辉灿烂的文化。
作者：李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