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Richard H. Thaler以及Cass R. Sunstein的合著《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书中提出一种旨在影响（而非控制）公民行为向可预测方向发展的政府规制工具，即助推。这种理念最初在英国和美国公共部门得到广泛认同。助推工具已经在国外政府政策实施中得到了大量应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医药健康、能源供给、慈善事业等多项政策中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且得到了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以及公共政策等领域学者的持续性关注。助推被引入中国后，得到法学、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国内学者看来，这一发展似乎为影响公民行为、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开辟了第三条道路。然而，面对与欧美不同的社会语境和理论背景，助推工具是否确实存在近乎完美的优越性？助推作用的发挥是否会根据搭配接受型政策内容还是抗拒型政策内容而发生变化？能否找到助推工具与政策内容之间的最优搭配？这是本文思考的源起，也是本文致力解决的主要问题。